546
浏览文图/应志刚
8岁之前,我家是村里最穷的人家。
那个家,原本是猪圈,隔了一半做卧室,另一半依旧养猪。
后来,叔公家另造了房子,我们就借住在叔公的老房子里,直到父母拼尽全力在城里买了个房子。
那时,父亲是地道的农民,却不愿在土地里挣日子。
南京城长大的母亲,原本是跟着同学来这里串联的,后来不知道吃了什么迷魂药,留在了村里。
因为家庭成分不好,她选择嫁给了赤贫家庭的父亲,后来当了村小学的民办教师。
每天上午,我会守在家门口,等着母亲带领学生绕着村子游行,他们喊革命口号,队伍稀稀拉拉懒懒散散。
我跑到路中间伸长了手臂要母亲抱,母亲呵斥着让我走开,年纪稍大的女学生就会把我抱起来安抚,母亲倒不阻拦。
母亲性情古怪,和现在的我一样,莫名其妙就会愤怒起来。
高兴的时候,母亲会抱着我,坐在柴灶旁哼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,除了这些歌曲,母亲唱的最好听的歌,叫做《我的父老乡亲》。
心情不好的时候,母亲也会打我,用硬塑料底的拖鞋劈头盖脸地打,打完后她就一直哭,一直哭。
在村里我没有伙伴,那些小孩会欺负我,他们都是我母亲的学生,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有,他们排挤我,还骂我“**南京人”,这是我翻译过来的,用方言估计你们听不懂。
但是,随母亲去南京,她家的老人又会说我,“那个村来的”。
有一天的晚饭,几个表弟表妹都分到了一个咸鸭蛋,唯独我没有,我就开始抗议,母亲把我拖进房间里边打边哭。没有人开门来劝阻。
他们只是可怜我的母亲,但绝不会可怜我,因为他们怀疑是我困住了母亲回南京的脚步。
我不愿提及知青两字。因为它是母亲和我挥之不去的阴霾。
父亲去世后,母亲再也不曾去过那个山村,她说,“想起来就难受。”
我的乡亲早已接纳了我,但每次回去,总有莫名的一层隔阂,我几乎不在村里留夜。
这次去大兴安岭腹地的塔河旅行,当地政府安排了一处以往的知青点参观。
我知道是躲不过去的,无非是一场梦魇,继续折磨我不能在深夜入眠。
这里是大兴安岭二十二站林场,上世纪80年代之前,它还有个名字叫做“上海知青连”。
一切都仿造当年知青连的生活场景布置,军用帐篷、中型拖拉机、操场、柴火堆、食堂,四处刷满了革命标语和“最高指示”,红旗招展。
被点燃了火热激情的游客们,穿着那个年代红卫兵的服装,听着广场上循环嘹亮的革命歌曲,四处留影。
中午,我们吃着林子里散养的“笨猪肉”,大馒头,各色有机蔬菜,味蕾和肠胃都发出满足的哼哼声。
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,都以为知青生活就是这个样子,惬意自由,满足一切关于革命与浪漫的遐想。
一位故地重游来自上海的老伯,拉着孙女的手说,“爷爷那时候苦啊!”
“每天的伙食都是小米、高粱加白菜、土豆,还是限量供应,饿不死但整天就想吃的。”
“上海知青连”的工作是伐木,在这片天寒地冻的高寒禁地,用弯把锯锯断一棵棵粗壮的树木,一根根扛到大板车上。
磕断门牙、砸断锁骨,这些十七八岁的孩子个个都伤痕累累,硬是用脚踩出一条条路,用饥肠辘辘的身体,把原始森林里的木材,一车车运出来,支援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。
肉体的磨难并不能压垮这些来自大城市的“革命青年”,因为一种信仰让五湖四海的革命兄弟团结在一起,敢叫日月换新颜。
但思乡的苦,却是最大的毒药。
有一首当年由知青创作的《东北知青之歌》,道出了悲凉的心声:
雪花飘飘/转眼又来到这小小的屯子里/苦的心肠、死的灵魂,也有沉醉意/自己的青春自己怜惜/苦难有谁能代替……
长大以后,我终于开始理解母亲,年年找借口回南京,去之前欢喜又紧张,到处求着人去搜罗山村里的特产,又担心没有做新衣服的钱,让家里的父母担心,又怕被昔日的同学看低。
每次大包小包地回到山村,那种无奈又怅然的情绪会延续很长时间,如果那个时候我犯了丁点的错误,可怕的语言的诋毁和侮辱,就像她正在面对一个势不两立的敌人。
二十年前,我买了一盒《知青之歌》磁带,里面有一首《南京知青之歌》,“告别了妈妈/再见吧家乡/金色的学生时代/已伴随着青春史册/一去不复返……”
我把它播放给母亲听,才听个开头,母亲就有些惊慌失措,大声喊,“赶紧关掉,不要听!不想听!”
在这个以兜售知青为消费主题的旅游点,我无法像年轻的小伙伴一样,充满着奇特的欢喜。
于我,这是一个荒诞的场景,真实又虚幻。
我坐在高高垒起的柴垛上,望着大兴安岭上空浓密的云层,慌张着、愤怒着、忧郁着……
但最后,我渐渐释然,历史需要被记住,苦难需要有人去经历。
至少,这处旅游点到底留存了一些记忆,告诉往后的人们,这个世界,曾有过这样一群知识青年……
应志刚:浙江宁波人。
任职媒体20载,曾任人民日报《中国经济周刊》记者、人民网苏南频道新闻中心主任、中国日报网江苏频道总编。2024年创办苏州博采众创传媒有限公司。
旅行达人:乐途灵感旅行家(2024年度央视形象代言人)、同程旅行家、驴妈妈旅行达人、途牛大玩家、中国国家地理网专栏作者等
文旅作家:已出版《混在美女如云的日子》、《最高使命》、《突然有了乡愁》、《散落一地的温柔》等。
<