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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图/应志刚
当我们越过历史的风尘回望来路，那些残留在记忆里的旧事，会在某个不确定的时间里，突然地蹦出来。
走在苏州望亭镇望电一邨笔直的水泥路上，那些上了年数的香樟树，伸张开来的枝叶，遮挡住春日的阳光，将斑驳的影子投射在地面。
在这影子里，时光缓慢流淌，蔓延过两侧红砖砌就的楼房。无论你是否在意，每一道缝隙里，都有喋喋不休的声音，向你倾诉着一个青年成长的故事。
是的，每一位坐在楼下休憩的老头老太太，都曾经是那么的年轻。
男人们穿着卡其布的工装，骑着二八杠的脚踏车，在绿荫下意气风发地掠过。
女人们梳着麻花辫子，手里端着脸盆和换洗下来的衣裳，从澡堂子里出来，香皂或是花露水的味道，依旧抵不过身上洋溢的青春才有的味道。
他们是对面望亭发电厂的职工，从进厂的那一天起，他们或被分配在职工宿舍，或是家属楼里，在这些红色砖块砌就的房子里面，谈恋爱、结婚、生孩子。
那是一个令许多人怀念和羡慕的年代，职工的住房都由单位分配，大中型企业往往都建有一个生活区，里面有食堂、澡堂、电影院、医院、学校，甚至小花园。
“进了工厂门，就是工厂人。有事找厂长，工厂管终身”，这是那个年代的真实写照。
人们的生活很简单，社交的圈子也很小，生老病死都在工厂与生活区里，就连找对象几乎也是“内部消化”。
当这些生活在红色砖楼里的人缓缓老去，那些在红色砖楼里渐渐长大的年轻人，却突然发现，生活并非总是如父辈一样线性前行。
于是，固有的生存理念和方式轰然倒塌，红墙之下的风景开始迅速老去。那些曾经年轻过的男人女人们，拖着佝偻的身躯，各自坐在自家的门口，相望却无言。
多数的老人只是默默看着我这个陌生人的闯入。这个地方少有外人进来，除了熟悉的那些收破烂的，或是过来做登记与发材料的“公家人”。
偶有一位身体健朗又善于谈吐的老人，才会在我对着这些红房子摁下快门的时刻，告诉我，“这些房子是苏联人建的，他们以前住在前面的那栋房子里。”
是的，这是典型的“苏式家属楼”，红砖红瓦，左右呈中轴对称，平面规矩，回廊宽缓伸展，檐部、墙身、勒脚架构分明。
这些苏式洋房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。
那个时候，正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，有许多苏联援建项目，这些留存至今的红砖洋房，便是当年那段历史的印记。
如果说苏州的记忆是留在园林里的婉约雅致，是古镇古街上小桥流水人家的娴静与淡雅，是白墙黑瓦水墨般的简洁素淡，那么留给望亭的却是这片洋气的红砖红瓦的苏式洋房。
这曾经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分界线。
当镇上的人家还在使用马桶、公共厕所，烧着烟火熏眼的煤球炉子，从运河或者水井里担水，邨里的人已经拥有了抽水马桶、煤气灶和自来水。
每到下班时分，邨里人意气奋发地从厂里出来，昂首挺胸从街上走过，目不斜视地往红楼走去；邨外的人羡慕地注视着这些骄傲的年轻人，遐想着，哪一天自己也能住到邨里的红楼去。
历史的风早已吹散了当年的浮华，红房子在渐渐老去，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们，望着四周一桩桩林立起来的高楼，眼神里也会飘过一丝怅然。
我问一位老伯，愿不愿意搬到前面的新楼去住？不料，他竟把我当作了“公家人”，急迫地向我询问“搬迁”的事宜。
“红房子住着不好吗？”
“太旧，太小了，小孩子们都不要住这种破房子了。”
对话在我的无言以对中戛然而止。望着长满蕨类的砖墙，突然害怕起来，要是这些老人都搬走了，这红楼也会拆掉吗？
若是这样，那段早已凝固在红楼里的历史，会不会就此被抹去？
应志刚——媒体人 · 文旅作家，已出版《最高使命》、《突然有了乡愁》、《散落一地的温柔》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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